内容提要：利用三大产业的就业增长率、就业份额、就业结构变动指数、结构偏离度、比较劳动生产率、就业弹性系数等指标对1985年以来浙江省就业结构变动态势进行分析发现，我省就业结构正趋于合理，特别是第二产业的发展对劳动力转移和新增就业提供了广阔空间。但我省就业结构转变仍然滞后于经济发展，特别是第三产业更为滞后，吸纳就业能力仍不强，这会加剧就业压力和社会贫困。旧体制的惯性、产业发育不足、劳动力素质不高等是主要原因。因此，需加强制度创新和教育培训统筹城乡就业，加快产业升级积极发展第三产业，继续扶持中小企业和非正规就业。

　　关键词：就业结构  就业增长  滞后原因

　　就业作为民生之本，关系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就业结构合理化，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合理配置，是实现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良性互动的重要内容。而长期以来，就业结构滞后于产业发展，成为影响充分就业和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近年来，我省不断完善就业政策，健全劳动力市场，就业渠道日益拓宽，就业规模不断扩大。那么，其就业结构是否得到有效改善？为此，本文考察浙江就业结构变动态势，探讨存在问题以及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并据此提出建议。

　　一、浙江就业结构变动态势

　　采用就业增长率、就业份额、就业结构变动指数、结构偏离度、比较劳动生产率、就业弹性系数等指标对1985年以来浙江省就业结构的变动态势进行考察，可以看出，就业结构变动态势呈如下特征。

　　（一）产业转移与一般规律相吻合，第二产业就业贡献较大

　　从历年来三大产业的就业增长率和就业份额可以较为直观的看出就业结构变动的基本态势（见图一、图二、图三）。

　　从图一可知，1985年以来，我省全社会从业人员数总体呈正增长态势。其中，2000年以前，增长率较低且呈下降态势，其中1995、1997、1998三年为负增长；2000年以后，增长率明显提升，2007年增长率高达7.33%。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就业增长所有回落，但基本稳定，增长幅度与2006年差不多。

　　从图二和图三可知：

　　1.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总体呈下降态势。其中1993年和2000年分别下降-8.18%和-10.03%，降幅较大。相应的，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份额明显减小。

　　2.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在2000年以前呈“S”型正负交替增长态势，2000年以后均为正增长。其中1993年和2000年增幅最高，分别达15.06%和23.21%。相应的，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份额在2000年以前有所波动，但变化幅度不大，2000年后呈明显上升态势。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在1993年和2000年的高增长态势恰好与第一产业的下降态势形成反差，说明我省第二产业的发展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做出了较大贡献。

　　3.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总体呈增长态势，其中1993、2000、2003-2005等年份的增长幅度比第二产业要低。相应的，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份额除上述年份无明显进展外，总体呈上升态势。

　　4.1993年以前和2000年以后，各产业就业增长率的波动相对缓和，而1993-2000年期间，波动则相对剧烈。同时1993年以前，第三产业对新增就业的拉动作用相对占上风， 2000年以后第二产业的对新增就业的拉动作用相对占上风，可见近年来我省第二产业的发展为新增就业提供了广阔空间。

　　5.1985-2000年，就业结构为“一、二、三”型，2001年，为“二、一、三”型，2001年以后，为“二、三、一”型，仍然具有发展中国家就业结构特征。

　　就业结构呈现上述变动特点与制度变革和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密切相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为推进工业化，加快发展城市化，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政策改革，包括户籍、土地、就业、社会保障制度等，破除传统体制束缚，为劳动力流动创造了宽松的制度环境，使得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潮水般地涌向城市和非农产业，就业结构发生巨大变迁。同时，产出结构的升级对就业结构具有牵动作用[1]。即产业结构的变动引起劳动投入的重新配置，从而牵动就业结构发生转变。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和非农产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在1992年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后，浙江经济结构日趋优化，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阶段，个体私营经济和工业经济得到了大力发展，产业结构由1985年的28.9∶46.3∶24.8转变到1993年的16.4∶51.1∶32.5， 2000年的10.3∶53.3∶36.4， 2008年的5.1∶53.9∶41。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逐年下降，第二、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正是由于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非农产业吸收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导致劳动力逐渐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应该说，这种转移与经济学家威廉·配弟和克拉克描述的劳动力要素在三次产业转移的一般规律相吻合[2]。但是，还需指出的是，由于产业结构的刚性，浙江第二产业长期主导经济的格局也使得我省“二、三、一”就业格局在短时期内难以发生根本转变。 

 图一   浙江省1985年以来全社会从业人员增长率变动轨迹

 图二  浙江省1985年以来各产业从业人员增长率变动轨迹

 图三  浙江省1985年以来三大产业就业份额的变动轨迹

　　资料来源：《浙江统计年鉴（2009）》，中国统计出版社，第47页。

　　（二）结构变动强度呈周期性波动，第三产业变动幅度相对剧烈

　　为准确反映我省就业结构随经济周期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变动情况，这里采用公认的Lilien（1982）方法测算部门间就业增长率的离差 。该指标测算公式如下：　　

　　依据以上公式测算我省总体就业结构变动指数和不同产业的就业结构变动指数。

　　由图四可看出：

　　1.我省就业结构变动幅度呈周期性波动态势，其中1991年和1997年为波谷，1993年、2000年为波峰。

　　2.1992-2001年的波幅最大，1992年以前和2001年之后的波幅较小。

　　3.1986-1992，1996-1998，2008等年份就业结构变动强度较小，而1993-1995，1999-2000，2003和2007等年份就业结构变动强度较大。

　　可见，就业结构的变动与经济周期的变动具有高度吻合性，即经济发展相对萧条和困难的时期，就业结构变动幅度也较小。反之，则强。如1990、1991、1997、2008年的就业结构变动指数较低，而这些年恰是经济增长相对较慢的年份。又如，1993，2000，2007等年份的经济增长较快，其就业结构变动指数也较大。

 图四   浙江省1985--2008年就业结构变动指数的变动轨迹

　　资料来源：根据《浙江统计年鉴（2009）》相关数据测算。

　　分产业看，第二产业内部就业结构的变动相对温和，而第三产业内部的就业结构的变动幅度更为剧烈。也就是说，第二产业内部各行业吸纳就业的能力相对稳定，而第三产业内部许多行业吸纳就业的稳定性不强。

表1   20世纪90年代以来浙江各产业就业结构变动指数

　　注：由于行业分类的变动，2003年以后按新行业分类计算。

　　（三）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不对称现象明显改观，但第三产业进展不大

　　为进一步观察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协调性，对历年来结构偏离度、比较劳动生产率和二元结构系数进行了测算。从表2可知：

　　1.结构偏离度逐步缩小，但第三产业变动幅度不大。1985-2008年，浙江省的结构偏离度绝对值变动轨迹呈上升--下降--再上升--再下降态势。其中1985-1990年，结构偏离度稳定在50%左右；1991-1999年，结构偏离度在60%左右徘徊；2000年后，结构偏离度成功降至50%以下。可见，浙江省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正逐步协调。分产业观察：第一产业多年来维持较高正偏离态，在2000年后，情况有所改善；第二产业的负偏离度较高，经历了先远离平衡后逐步回归的过程，变动轨迹呈“V”型，在2000年以前，结构偏差有扩大趋势，在2000年后，结构偏差逐步缩小；第三产业结构偏离度变动幅度较小，近年有所下降但进展不大。这意味着，近年来，浙江省第三产业在劳动吸纳方面无明显进展。

　　2.比较劳动生产率逐步走低，但第三产业近年来变化不大。一产比较劳动生产率很低，各年基本在0.5以下，1991年以后更低，在0.4以下，意味着一产尚有大量劳动力有待转移；二产比较劳动生产率在1999年达到1.83的最高值后，以后各年持续走低，到2008年，比较劳动生产率为1.13，为25年来最低值；三产比较劳动生产率总体上走低，但近几年来变化不大。对二产和三产进行比较还可发现，2003年及以后，第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高于第二产业。可见，第三产业就业吸纳空间较大，需充分挖掘就业潜力。

　　3.二元结构显著且刚性。一般而言，市场越完善，经济越成熟，就业结构越合理，则各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越接近，即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与第二、第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别越小，反之，差别越大。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第二、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是第一产业的4-7倍，农业和非农二元对比系数介于0.2-0.3之间，近几年大多在0.22左右波动，而发达国家一般在0.5-0.9。显然，我省就业结构调整任重而道远。

表2   浙江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偏离情况

　　注：结构偏离度绝对值的计算公式为：P=∑L-C 。其中L为某产业从业人员所占比重，C为某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结构对比系数指各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之比。根据《浙江统计年鉴（2009）》第18页和47页相关数据计算。

　　（四）近年来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同步趋势显化，但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仍较小

　　为考察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数量关系，对1985-2008年浙江的就业弹性系数进行测算（见表3），可以看出，我省就业弹性系数基本上都小于1，说明经济体系吸收劳动力的增长速度滞后于其产值增长速度。

　　从变动趋势看，1985—1999年就业弹性总体水平较低且呈下降态势，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不一致性的现象较明显；2000—2008年就业弹性总体水平有所上升但仍不稳定，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的趋势比2000年以前明显，但就业形势仍不容乐观。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就业弹性系数大多为负，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系数大多为正。说明第一产业的产值增长对劳动力有“挤出效应”， 第二和第三产业的产值增长对劳动力有“吸入”效应。

　　再进一步比较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弹性系数，还可看出，2000年以前，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系数基本大于第二产业，而2000年及以后，第三产业就业弹性系数基本小于第二产业。这再次说明近年来第二产业是浙江吸纳从业人员的主渠道，其经济增长拉动就业增长的能量较强。而就业容量较大的第三产业其就业潜力尚未得到充分挖掘，还有较大的空间。如何更好地发展第三产业仍是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

表3  浙江不同产业就业弹性系数

　　由上述可知，我省就业结构正趋于合理，但仍然滞后于经济发展，第三产业的就业结构变动更为滞后，这一定程度上说明劳动就业的困难所在。从静态看，主要表现为第一产业滞留过多的劳动力，而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不足；从动态调整看，则存在着劳动力从一产向二产，再从二产向三产转移过慢的现象。

　　这种滞后对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有着极为不利的影响。突出表现在两方面：其一，加剧就业压力。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加上劳动适龄人口高峰的到来，我省劳动力供给总量庞大且将持续增长，就业压力很大。然而，我省第二产业吸纳就业相对饱和，第三产业吸纳就业能力不强，就业压力缓解困难，失业率得不到有效控制。由前可知，我省就业弹性系数并不高，多数年份在0.3以下。全省城镇登记失业率仍然维持在3.5%左右，无明显降低。其二，加剧贫困。我国贫困问题主要表现为农村贫困，而就业结构转换的滞后则使农村贫困更为突出。一方面，庞大的剩余劳动力的与有限的土地资源的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造成农民增收有限。另一方面，劳动力转移不畅使得农村大量人力资源被浪费，生产效率低下，继而直接影响到农民收入。多年来，我省农民收入增速低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有所扩大，已由1985年的1.65∶1扩大到1990年的1.76∶1, 2000年的2.18∶1, 2008年的2.45∶1。农民贫困问题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不仅影响到生活水平，影响粮食生产和农产品供给，而且影响到农村的稳定和农村现代代建设进程，进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二、浙江就业结构变动滞后经济发展的原因

　　就业转移滞缓的影响因素很多，这里从体制、经济和社会等方面作简要分析。

　　（一）体制原因：旧体制的惯性，工业偏好政策

　　首先，传统的二元就业体制使我国的劳动就业市场存在断裂和残缺，城乡二元结构未被打破，城市内部又存在国有经济部门和非国有经济部门，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分别发挥作用的劳动力配置机制，就是非正规部门内部，在工资待遇和劳动保障等方面也存在断裂。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使得就业结构的顺畅升级缺乏必要的条件。

　　其二，以工业为中心的旧体制格局，使得大量资源被投入在工业之中，推进了第二产业的发展，而与此同时，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则由于资源投入的缺乏而发展受阻。虽然此后三产投资比重逐渐增加，但是在政绩意识、区域攀比的驱动下，工业偏好仍然存在，何况原有的产业投资格局对当前仍有惯性影响。

　　其三，政府对教育、金融、水利、运输等众多行业存在力度和方式不同垄断（首次经济普查资料显示，在教育业、金融业、卫生、文化体育、水利和科技的全部固定资产存量中，国有经济占比分别为88.4%、84.3%、81.5%、72.6%、64.9%、59%）。这种垄断使得政府凌驾于市场之上，扭曲了资源配置，使得非特定的资本和劳动力对这些产业的进入受到限制，从而导致就业结构转变滞后。另外，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户籍管制等也阻碍了就业结构的转变。

　　（二）经济原因：第三产业整体发展还相对滞后

　　近年来，我省经济发展越来越注重发展质量的提高和经济结构的优化。第三产业对全省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强，2000-2008年年均增速达到了13.7%， 而同期GDP总量年均增长12.8%，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基本保持在40%以上。尽管如此，我省第三产业在运行中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关注。

　　一是第三产业整体发展还相对滞后。2008年，全省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41.0%，比2007年提高0.3个百分点。从纵向对比看，我省第三产业发展有了明显进步，但需指出的是，受金融危机影响，浙江工业发展相对放缓，也是三产比重有所提高的一个因素。从横向对比看，我省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仍相对滞后，三产比重仅微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与北京、上海、广东等发达省市相比，差距较大。

　　二是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仍不合理。近年来，我省金融业、房地产业、旅游业等发展迅速，但仍未根本改变第三产业以传统的商业、服务业为主的旧格局，基础性产业和新兴产业仍然发育不足。从近年来我省第三产业内部各行业的增加值看，批发零售业所占比重一直居首位，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等行业所占比重仍然很小。这与欧美发达国家以信息、咨询、科技、金融等新兴产业为主相比，仍然有一定差距。而这些新兴产业不仅反应了第三产业的水平和档次，也正是就业弹性较大的产业。因此，第三产业内部结构欠优也是影响我省劳动力就业的重要原因。

　　（三）社会原因：劳动力素质低下

　　劳动力素质特别农村劳动力素质在低层次上供给过剩和中高层次上供给不足，是影响农村劳动力顺利转移的重要原因。相对文化程度较高者而言，文化程度较低的劳动力更容易受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也更容易失业。一方面，由于文化程度较低，所以无法适应技术升级的需要；另一方面，较低的文化程度也妨碍了对其他行业技能的学习，以至无法适应行业转换的要求，这种现状决定了现阶段结构性失业的必然性和严重性。同时，受劳动力素质较低的影响，部分需要高素质劳动力的产业出现岗位空缺，我国近几年出现严重的技工荒便是较好的印证，这种现状影响了产业的发展，继而影响就业结构的调整。

　　（四）国际金融危机的波及和影响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冲击着浙江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速趋缓，对就业的拉动能力减弱。从劳动力市场监测情况看，企业用人需求有所下降，一些地区新增就业人员增速减缓。二是部分行业企业限产、减产、停产和半停产状态，导致就业存量减少。三是部分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对就业带来一些不利影响。四是外贸出口型企业由于对外依存度高，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较大，出口的减速也会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

　　三、优化浙江就业结构的对策建议

　　针对上述原因，提出如下建议：

　　（一）消除制度性障碍，加快统筹城乡就业

　　消除和打破一切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和统筹就业的体制和政策障碍，须对现有的制度包括法制、户籍、农村土地、社会保障、劳动力流动的政策规定、还有行业垄断等进行彻底改革。统筹城乡就业需重点关注以下工作。

　　一是创造一个平等的环境，从法律和制度上保证全体国民平等地参与社会经济生活。如对进城民工给予“国民待遇”，保障他们的平等就业机会和他们子女的平等受教育的权利，降低农民向城市迁移的货币成本和心理成本。

　　二是打破长期以来的二元体制下的户籍管理体制。对长期在浙工作、居住的农民工，优先准予在当地落户。特别是浙江紧缺的高级技工、技师等更要支持其优先落户。

　　三是建立惠及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要关注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以解决他们向城市迁移的后顾之忧。同时要健全土地流转制度，保障农民工的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

　　四是规范农民工的用工管理，对各类企业、事业单位的用工制度、福利保障制度等进行彻底改革，并加大维护农民权益的执法力度。

　　（二）加快产业升级,充分发展第三产业

　　产业结构顺利升级对就业结构的优化具有牵动作用。而第三产业经济份额的增加，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从前面的劳动力就业弹性系数和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分析可以看出，第三产业具有极大经济增长空间和就业增长空间。可见，加快产业升级，积极发展第三产业是拓宽就业的良好途径。当前发展的重点应放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与科技进步相关的新兴行业，如咨询业、信息产业和各类技术服务业等；二是就业容量大、与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如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仓储业等；三是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性、先导性影响的基础行业，如交通运输业、邮电通讯业、公用事业等。

　　（三）继续鼓励中小企业和非正规就业

　　随着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调整的不断深化，浙江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发展，对劳动力需求旺盛，其从业人员的比重逐年提高，已成为吸纳就业的主要渠道。2008年，全省1476.5万城镇从业人员中，城镇国有、集体单位从业人员所占城镇从业人员的比重仅为14.4%，其他经济类型单位从业人员占32.3%；城镇个体和私营企业从业人员占46.3%；其他各种灵活方式从业人员占6.9%。显然，各种非公有制经济的就业比重的迅速上升为缓解就业压力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许多中小企业面临巨大压力，有的甚至面临生存危机。中小企业的发展受阻也会导致就业形势严峻。因此，需继续鼓励中小企业发展，努力拓展就业空间。由于就业问题的宏观目标与微观企业的目标一般是不一致的，宏观上政府希望解决更多人的就业，而企业则希望雇佣最少的劳动力创造最大的经济效益。因此宏观政策鼓励这类企业吸纳就业，对这类企业进行扶持性发展，包括税收减免、工商登记优惠、行政性收费优惠、信贷优惠政策等方面的政策措施。

　　作为增加就业的一个重要手段，非正规就业在现阶段应当受到大力提倡。一方面，应当借助舆论手段改变传统的就业观念，提倡非正规就业，对非正规就业给予精神鼓励；另一方面，对非正规就业者给以适当的物质鼓励，如税收及其他相关费用的优惠、由政府组建相关机构为其提供信贷担保等，以增强其生存能力。第三，鼓励部分高素质劳动力从事自由职业。

　　（四）加强县域经济和小城镇建设

　　已有经验表明，就近转移就业是当前和今后我省转移就业的重要渠道。而发展县域经济是就近转移就业的基础。发展县域经济首先要加强小城镇建设。从产业支撑、服务功能和文化建设等方面增强小城镇对农民工的吸引力。从产业支撑看，发展小城镇必须要有自身的支柱产业，而农产品的加工业就是较好的选择。一方面，农产品加工业基本属于劳动密集性产业，在吸纳较多劳动力的同时，所需投资相对较少；另一方面，小城镇与农村距离较近，原材料的运输费用较少，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具有比较优势。而小城镇工业的发展在转移农村劳动力、提高小城镇居民和周边农民收入的同时，还会拉动对第三产业的需求，从而创造第三产业的就业机会。因此，政府应当在融资和财政税收政策及行政管理措施方面对此加以鼓励。

　　其次要大力发展乡村企业。浙江乡村企业，特别是个私企业的发展对于缓解农村劳动力就业压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大力发展乡村企业仍是一个重要选择。在新的形势下，乡村企业应对产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由原来偏向于各种与农业关联度较弱的工业，向与农业关联度较强的工业转变，这是确保乡村企业持续增长和就业容量不断提高的关键。

　　（五）加大教育培训投资

　　如前所述，劳动者的素质已经构成对就业结构优化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因此，教育培训的投入力度应该继续加大。首先，政府应着眼于农村基础教育和基本技能培训的转移支付。其次，引导全社会改变传统的教育观念，强化对于成人教育和技能培训的认识。第三，树立终身教育的观念，推动家庭个人和企业对人力资本的投资。